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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字珠玑!刘鹤任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意味着什么?
发布日期: 2018-08-03

字字珠玑!刘鹤任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意味着什么?

  来源 | 华彩咨询

  

   

    7月26日,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刘鹤主持会议并讲话,国务委员、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王勇出席会议并讲话。

  新闻中公布出的会议内容不到600字,但在我们看来可谓字字珠玑。从改革小组的组织架构、组长刘鹤的履新到会议内容的流露、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的调整,我们认为可以解读出8个主要意涵。

  

  一、中央加码国资国企改革

  

  中央对国资国企改革进程提出了更高要求,认为可以进更好更深入地进行国资国企改革。

  国企改革领导小组成立3年以来,在马凯副总理的领导之下,一共进行了23次全体会议和多次专题会,从多方面推动了国资国企改革的进程,梳理了若干模式和样板,建立了在混改、股权激励、市场化招聘、剥离社会资产、两类公司改革、国资统一监管、国资委自身职能改革、党建等方面的良性实践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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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走到今天,这些创新和推动依然在闪烁着光芒,但是从中央乃至更宏观的国际局势来看,国资国企改革进程与中国目前面临的国际局势与经济发展所需还有一定的空间。具体表现在:

  

  •   1.国企国企改革进行到今天,对基础设施建设支撑、基础产业结构调整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及城市化进程推动是充分而足够的,而对新旧动能转换和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的支撑还有一定潜力可以挖掘。

  •   2.国资国企改革进一步夯实了国企的实力、竞争力,优化了产业丰度,但是在如何建立国企与民企的和谐关系,如何发挥国企在创新引领、国际化引领、市场化引领等方面的作用,还可以做的更好。

  •   3.对于混改、市场化招聘、市场化薪酬、股权激励、公司治理、证劵化等能够促进国企更进一步成为合格市场主体的若干方面推进还可以做的更好。

  我们仍然发现,国资国企改革在过去三年里面,对颁布在若干敏感和需要改革勇气的领域的顶层设计和1+N制度突破性不足,致使国资系统对此轮国资国企改革的前景、深化程度及力度的信心走低。

  

  二、进一步市场化,任重而道远

  

  

  用市场手段配置资源,促进国企成为市场主体,用若干市场手段解决国企存在的问题,培育整个中国的市场经济、市场氛围,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结构,构建现代市场体系。

  ——此轮改革的初心

  

  回望国资国企改革的推进,这些初心的落地还可以做的更好。不仅在企业成为合格市场主体,去除其行政色彩、行政手段介入、行政心态和非市场化因素上有若干深层次问题未能触碰到,更进一步来看,区域在应对过去一段时间的投融资平台债务高企、金融风险警钟高响、地方基建任务民生任务与国企融资能力落差等问题面前甚至采用了更多的行政手段、行政措施和带有行政思维的非市场化整合做法,这些做法短时间内解了地方的渴、松了地方的绑,但长期来看,这些行政化的冲动和围绕政绩与地方主观争面子工程的做法又回过头来伤害了市场化的改革进程。

  

  除此之外,国企还困在“如何理解市场”这一困境中无法自拔:

  

  •   首先,世界上并没有一个标准的市场经济,每个国家的市场经济都是结合自身经济社会金融政治等各方面特点而个性化出的复合经济体系,中国的市场经济亦是如此。

  但是,如果让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全球各国的市场经济对话,既要满足于一些公共语言,又要形成自身的独特优势。

  所谓公共语言,无外乎是多个市场经济之间,在经贸往来、在投资合作、在市场开放、在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可对话性;而独特优势,则来源于中国市场经济的个性化问题,尤其是中国的产权交易市场的健全、非标资产的流动、大量的债券物权海权林权农权农村土地等各种难以被公允定价的资产。

  这些标的如何流动起来呢?中国市场经济的核心特点是,标准化资产只是其庞大资产的一小部分,非标化资产则是另外一个非常巨大的组成部分。

  如何让非标资产流动起来,这是中国市场经济面临的非常庞大的问题。非标资产是否能流动,严重决定着中国能否走向市场经济,能否让中国居民获得资产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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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多级产权市场以及若干交易中心该如何在法制和政府有效运行基础上更个性化地形成其定价机制,这是此轮市场化的关键之一。

  不论是茶叶还是海产品、农产品,还是其他各类非标资产都需要定价机制,价格发现以定价机制推动,是中国打通市场经济最后一公里的核心问题,也是此轮国资国企经营产业之外所需的外部经营环境。

  

  •   除此之外,如何让国资国企充分认识到市场化的魅力,学会运用市场化手段解决之前的行政遗留问题、历史积累问题,以及在面对可以采取多样化措施解决的问题时,如何考虑到不同手段的后遗症进而进行科学决策,都属于市场化的核心问题。

  可以说外部的挑战和波动是永恒的,是各种外部问题在不同阶段下动态矛盾呈现的产物,但是内在的定力和主题是持续的,是一以贯之的,而市场化就是其中一个核心脉络。

  把庞大的国资国企及核心影响圈直接带动的要素进行市场化,不仅对整个中国的发展、中国市场经济和现代经济体系的培育是一个核心突破引擎,更重要的是,他是对市场体系建立和现在经济体系建立的龙骨和主脉络。

  

  三、国有资本不是国有企业

  

  国企改革领导小组最终的工作对象是国有资本而不是国有企业。

  不管PPP、PTIP以及新的美日欧贸易协定将走向何方,也不管中国和西方国家的贸易问题在不同时段表现为哪一种结构或矛盾,中国有意识地降低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成分当中的数量,提升其质量,减少其在产业分布和经济社会当中的泛存在,努力去优化其布局,减少国资国企在中国社会当中的高渗透性,使之在命脉、核心、关键环节进行掌控。

  从整个社会结构当中,尤其是在高度市场化竞争领域当中减少国企的存在,不仅是应对短期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关于所谓“自由自由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竞争这一伪命题的不得已手段,还有长期来看是解决国资国企定义、功能、作用的基本问题的关键澄清。

  长期而言,国企作为一个管理对象的重要性远远弱于国有资本的重要性,原因在于:在未来的开放、高度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市场经济体系当中,真正有魅力、体现中国优势的东西是优化了的国有资本,是以股东、基金、联盟、合作者、孵化器、生态链、友商、投行、科技资源掌控者与共享者、贸易伙伴等多种身份存在国有资本,这才是未来的一个关键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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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国有资本不是对国有企业中国有出资部分的描述,而是把国有资本其中一部分拿去打造具体的国有企业,还有很大一部分拿去打造投行、科研院所、研究机构、与企业的联盟、贸易推动者、理论研究者、国际化促进者、创新驱动引领者,变成管委会、人群服务平台、协会推动者,这时候的国有资本是真正的有机力量,是中国发展的引领者、推动者、创新者,又不是具体的某一个企业。

  

  国有资本可以扮演太多的角色:核心企业,供应链及产业链控制者,生态链控制者,股东,基金,投行,供应链伙伴,产业链伙伴,生态圈伙伴,各类经开区管委会,商帮盟友,各类联盟伙伴,协会成员,非盈利性组织,各类利益分享朋友圈,服务伙伴群,协作与外围企业,各类平台(互联网,科创,金融服务,产学研协作,创客)。

  

  

  国资占据了核心命脉关键环节,未必最终表达为在若干企业当中都分布着强大的高比例的国有企业股份。

  国有资本在社会上化妆起来,融化在结构深处去,藏在更命脉更深层更前瞻的环节去,国家才更有价值,发展才更有后劲,所以现在的国企改革表面上是把若干央企、各地国有企业管理好,搞一些统一监管,更深刻的命题、更大的要诀是把国有企业加工成各式各样的国有资本,充分地充斥于社会,布局于社会,真正体现党领导的解,真正把国家地前瞻布局建设引领功能体现出来。

  中国要获得生机勃勃的经济生态,对中国国企而言,未来在经济社会当中占有的经营业绩收入、利润以及市值地比例是会降低而不是增加。但这种降低是福不是祸,证明了中国把国资做大而非把国企做大。

  把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这是国资的质量和引领力,而国企的做强做优做大讲的是分布更合理、结构更科学、功能更正确、引领力控制力抗风险力更强而不是规模,规模在这一轮国资国企改革中是次要的关键点。

  

  四、不是国资委一家独唱

  

  从此次国企改革领导小组的组织架构,可以看出,中央已经更深刻地认知,国资国企改革不是国资委一家的事,是全党全国的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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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组的组织架构不仅体现了党领导一切的主抓手,更是体现了中国经济的定力地多样化组合工具,是展现出中国政府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引领驱动、布局、风险和强有力管理的主抓手,所以国企改革绝不是国资委一家的事。

  发改委等多个部委共同来完成国企改革的组织协调与推动,不仅能够把国企改革的很多问题从政策孤岛、改革孤单、推动孤岛、管制孤岛走向贯通,更进一步来看,能够使得国资国企改革在若干部委层面也成为其工作重心之一,使其在出台政策时能够与国资国企改革相共振。

  换言之,此次国资改革领导小组的调整,也贯彻着在国务院层面形成国企改革命运共同体的新改革思维。

  

  五、国资国企改革离不开中小企业

  

  国企改革领导小组刘鹤同时身兼多个国务院小组组长或负责人,特别是身兼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意识到七百万中小企业的命运与国企的改革是分不开的,这不仅是鱼与水的关系,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消费经济的引领之下,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关系,不可能分得清,这种血脉相连的生态,在改革上一定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拆掉一堵墙是此轮国企与中小企业改革融合的核心内涵。

  

  只关注国企做强做优做大,势必会对民企产生挤出效应。前几年,甚嚣尘上的民营资本的脱实向虚,以及近几年社会资本投资总额下降,用事实说明了这一点。

  没有国企改革作为创新氛围突破氛围环境改造氛围,单纯的中小企业的发展从成本化到规模拼杀到多元化狂奔以及阶段性投机与市场套利是不归路。国企与民企的合理关系应构筑在国企通过引领作用打开发展空间,中小企业之后再来进行突破,以及国企创新,打开内部市场,带动民企进入全新领域,比如说军民融合

  以及国企在若干发展领域广泛和民企携手,运用民企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既改善自身的运作又优化自身的竞争力,这是当前所推动的混改的核心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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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在国际化领域中,国企与民企抱团出海,国企做破冰船,民企跟进,国企突破政商关系,民企用灵活性与市场竞争能力进行国际化生根。

  亦或是国企不断在基础研究、在关键技术突破、关键模式突破上做好引领。

  但是在市场最后一公里,产品的成本,在生态链的细腻程度和颗粒度上,民企展现出自己的优势。国企改革与中小企业发展命运相连,改革相生,命运相依,已成为铁的事实。

  下一步,刘鹤多头作业的身份能够把国有企业改革和中小企业改革深刻地衔接在一起,体现一种大国企改革观,而非关门造车,体现一种把国企和民企视为一种生态来改革的更整体的改革思想而不是割裂的改革思维,体现国企好了民企会更好、民企好了会推动国企好的互惠思维。

  国企的改革红利要传导到民企当中,国企改革不光要有利于国企,更要有利于全国,民企的创新融合也一并衍生到国企当中,使得国企也能享受到创新带来的影响。

  

  六、美欧贸易结构发展影响深远

  

  刘鹤同时任中美、中欧以及国企改革组长,这是偶然还是存在某种干系?

  中美贸易战中最焦灼的无外乎政府采购、知识产权、国企保护,这几项当中无论是哪样,都和国资国企改革紧密地衔接在一起

  反过来说,在美欧对中国并购进行拒绝,进行政治化地形成中国威胁论的默契之后,中国国企的国际化进程实际上受到很大的阻碍和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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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也许这几个命题背后有一个内部贯通和总的协调。

  最后我们发现,中国国企改革既有与美欧进行合作打造知识产权与创新的生态链,也有中国制造与德国4.0、美国再工业化、在科技化等命题的激烈碰撞,未来如何协调这些碰撞,也是一个关键问题。

  美欧在新平均主义出现后出现了民粹主义与再工业化、再科技化风潮,欧盟则是走上了扩容与贸易再开放之路。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欧都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贸易结构调整,科技结构调整以及在新的国际局势下的金融政策的有效应对。

  此轮刘鹤的履新等于是把这些问题进行了贯通思考,也体现出了中央的顶层设计与系统理念。

  

  七、金融改革进程并驾齐驱

  

  中国金融改革进程不仅影响着如何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如何应对未来一段时间里甚至有可能引发的金融层面的各种风险,更进一步来看,国内的金融监管改革大局已定,资本市场改革、金融机构改革必将是重大命题。

  在金融资本管理划归财政部之后,更引发了中国产融结合将往何处去的思考与困惑,也带来了了中国金融体系如何进一步脱虚向实,金融为产业服务这一命题如何实现的困惑,也产生了了今天的大量的国有企业,一手做实体经济一手玩金融业务,既有很虚的融资性贸易、套利型利润,也有大量良性的用供应链金融、产业链金融来优化自身产业竞争力的产业实践。

  怎么对这些问题进行客观而因地制宜的看待和处理,也要看此轮刘鹤履新之后把国企改革与中央金融改革工作议程进行对接的有效的安排。

  

  八、分类分层积极推动混改

  

  谓积极推动混改,就是之前混改过于谨慎,对混改可能引发的问题推诿塞责,尤其是对追责问题,对或有的国有资产流失潜在风险缺乏担当,也缺乏中央相应科学政策安排后,出现了上面热下面冷的不对称格局的必须应对。

  

  此轮积极推动混改无外乎三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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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层面对混改的科学看待以及对混改乃至更广义的改革出台,各种容错政策及措施,对冲单纯的追责制度所可能产生的抑制效应。即既要追责,又要对特殊情境进行容错,如此才能中性推动混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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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各级推动方,包括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乃至于对重大混改具有领导责任的政府方,如何对不同类别的混改进行区别对待,对商业一二类、公益类和国家安全类等不同类型企业的混改进行区别对待,对特殊情境进行一定的授权和决策简化,甚至是一揽子授权,同时对母子孙不同层级的混改进行不同级别的授权和管理。

  以及对于国资与社会资本共同出资新设企业,国资在二级市场购买公众公司股份,国资委作为实际控制人的公众公司股份在二级市场向社会资本流动等特殊情形进行分类及场景化管理势在必取。

  换言之,混改本来是中国国企最快通向市场化的一条快车道,但目前来看,中国企业对如何更快更好走向混改的认识和手段、紧迫性仍然不足,阻挠了国企改革取得更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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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于更好地分类分层。对于不同的对国民经济、国家经济主权、国家网络主权、产业、人民生活、各类风险触发及传导能力影响力不同的国有企业的混改进行个性化、场景化处理,既要注意科学的分类分层,又要避免把分类分层搞成一事一策,还是要努力出台具有较强指导意义的操作细则,有利于混改更好更快更高质量地推进。一般我们认为,有效地混改有以下7个层次地作用。 

  

  

  混改的七个由浅入深的层次

  1.股权结构调整

  2.在特许经营及特许领域发展公私合营(PPP)

  3.区域全域国资经营全方位合作

  4.国企以基金为主要手段的股权及产业投资

  5.资本运作方面深度合作

  6.把一个国企改造为一条(多条)有机的产业链

  7.把国资国企改造为开放的创新生态与经营平台

  

  尤其是越往后,通过混改把国有企业改造成一条生机勃勃的产业链,乃至几条生机勃勃的产业链,我们最终获得的不是一个国有企业,而是一个链条,而且这个链条不是像中粮所说的全链条国有资本控制,而是一个产业链上的关键环节、核心部位。

  高产业引领环节、高风险环节使国有资本失控,其他环节是开放的,这个链条的引领、控制、推动是国有资本在负责,链条的运行是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共同作用的结果。

  像这种境界的混改,是之前的混改没有意识到的,只认识到了混改是民营资本可参股国有企业,这顶多是二者五十对五十合资的资本层面或者是股份层面的混改,没有意识到混改更深层次的应用。所以,此轮对混改的深入推动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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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国企领导小组还肩负一个责任,对若干基础领域进行研究,这个就很有嚼头了,那么到底什么是基础领域,到底研究哪些基础领域,我们认为,不仅要简单看到中国目前面临的很多现实问题,更广义的来看,更充分的来看,国资国企改革还面临更为基础的问题。

  

  •   比如说前不久,中央推党建,甚至国内理论届对党建嵌入公司治理都有不同的认知,其实从根本理论上来看,西方资本主义三百年,就在推一个股东价值最大化,而股东价值最大化既会产生积极地、市场化的作用,也会产生很多的社会罪恶。

  资本主义所有的弊端和腐朽,其源头就在股东价值最大化,马克思把这一点看得很清楚,西方把这一点也看的很清楚,但是,对这样一个社会力量,社会场所绑架而不能有为。

  过去,企业特别强调货币资本、公司治理、权力分配,根本依据是管理资本(模式,创新,规则,制度,流程及经营资本,并购技术,成本技术,成本管理技术,供应链管理技术,生态链管理技术,联盟管理技术,国际化管理技术)以及人力资本、创新资本、远见资本(研究、前瞻、未来发现)等作为企业获取未来的关键。

  融合多样化资本经营好一个企业,这些基础研究是普遍的、匮乏的,既在西方批判我们是国家资本主义时无言以还,也在西方质疑我们新老三会治理,包括今天的党建嵌入公司治理时无言还嘴,找不到道德高地和理论高地。

  那么中国提出党建嵌入公司治理,其实就是想解决由党委会负责员工利益、客户利益、社会利益、产业利益,而对原先单独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这样一个不均衡的状态进行调和。最后做到一个企业要为顾客、员工、社会、产业、股东这五个主体均衡化而奋斗,这既能够很好的承接十九大提出的“五位一体”战略,长期而言的话,是企业与社会、企业与产业、企业与生态、企业与市场、企业与政府、企业与城市、企业与社区长期和谐共存的关键,更会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社会制度先进性的组成部分,这就是最基本的理论研究突破。

  到底公司治理的目的是什么?过去我们特别强调公司边界,甚至科斯著名的交易理论就是把交易界定为在公司边界以内是内部交易,边界以外是市场交易,但是我们今天更进一步的发现,这个理论在今天至少不是未来正确的一个理论,它没有未来的正确性,为什么?

  今天的企业真正运行远远地超出了它的边界,企业是按资本形成的边界,但是运行的时候,它的生态远远地超过了它的边界,所以研究企业的生态比研究企业的边界更为重要,这就是所谓的基本理论。

  国资国企改革,党建嵌入公司治理,还带出了若干的基础理论,比如说国企是否应该有边界,是否应该有些领域不进入。前不久,理论界普遍认为不存在边界,但是今天我们还是要问,真的不存在边界吗?

  更进一步来看,国企的党委书记和董事长是不是企业家?

  到底应该如何对待他们?

  限薪之后广义薪酬怎么办?

  广大创新者的职务发明当中有没有个人的贡献?

  如何对个人进行确权?

  更在国企混改,国资委和国企到底是什么关系,国企的体制机制的优势和劣势到底怎么看待,以及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辩证关系到底是什么?

  在种种问题上莫衷一是。在理论上进退失据,无力对过去问题进行优化和纠正,更无力引领未来,发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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